Xin Hao.Science in China:30 Years on. CELL, 134, August 8, 2008: 375-377.在8月8日开幕北京夏季奥运会上，中国志在在金牌总数上超过美国。尽管中国的奥运实力与经济发展似乎齐头并进，但是，中国生命科学的发展仍需努力。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超过30年了，当时，受过教育的人被下放到农村进行“贫下中农再教”。自从那段黑暗的时期过后，中国在很多领域大跨步前进，包括科学和教育。例如，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NSFC）——中国基础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自1986年设立以来平均每年以22%的比率增长，今年这个数字达到了7.86亿美元。另外，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才外流主要去美国）的现象有可能得到逆转。确实，许多移居海外的科学家如神经科学家饶毅（西北大学）和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放弃了他们在美国的终身教授的职务，分别回到北大和清华领导生命科学院的发展。去年，似乎是为了兑现对于医学和生命科学的承诺，中国政府任命无党派人士，医学家陈竺担任卫生部长。“我告诉我在美国的学生，是时候回来了”，复旦大学高级神经科学家杨雄里说。然而，包括近期刚回来的科学家们反映，要想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中国仍需要克服许多挑战，如博士后的短缺、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公以及科研成果的评估机制缺位。
1980，康乃尔大学的吴瑞（Ray Wu）留美31年首次回国探亲，他的亲戚和老同学希望能帮他们的孩子去海外留学。文化大革命基本上摧毁了中国的一切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尽管1977年恢复了高考，但是更高等的教育几乎只能去国外。是的，经历了近乎30年的孤立，中国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同时，美国大学对于中国学生的水平也毫无了解。所以，吴瑞说服当时的教育部长建立了“中-美生化考试与申请（CUSBEA）”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测试中国申请者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英语水平。从1981—1989，总共425名申请者过考试进入美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王晓东，德州西南医学院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NIBS）主任，是第一个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CUSBEA成员。CUSBEA的成功，开启了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大门，包括后来的饶毅和施一公。
根据最近的数据统计，自1985—2005以来，共有约12000中国人在美国获得生物学、医学、农学以及其他生命科学相关学科的博士学位。中国生物学家协会，主要成员是生物医学的PI，估计在美国生命科学领域总共有2500-3000名中国籍PI。过去10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很多政策吸引这些海外学者回国。
去年，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设立了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5年耗资13亿元，每年派遣5000名学生去国外高水平大学留学。其中一部分攻读博士，另一部分花1-2年时间与国外实验室联合培养。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是CSC优先资助的学科。由于国家为这些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学成以后，这些学生必须回国服务至少两年。
然而，一些科学家担心，这个项目会进一步剥夺国内教授的有天赋的研究生。“对于这个项目我很疑惑。优秀的本科生可以自己申请海外留学，根本不需要政府的帮助，”饶毅说。“这些资金用在提高中国研究生的补助上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他们的补助实在是太低了。”去年，饶和施刚一回国，就提议并征集了50个教授的签名，要求政府提高本国研究生的补助，他们的平均工资不足50元/月（在美国1500元，差的好多啊），低于城市最低工资。总理温家宝同意了这个建议，政府部门正在讨论这个计划的实施细节。
有天赋的研究生的短缺，伴随着更尖锐的博士后的短缺。“对于回国的科学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博士后的短缺，”尹芝南说，他是新近从耶鲁大学聘任的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中国博士后的平均工资是300元/月，这个数字比美国低很多（3000元吧，在美国工资收入阶层中也属于低的，但比国内高很多）。杨雄里也承认，我教出来的PhD都去了国外做博士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显著提高博士后的工资。”尹强调。
最主要的，科学家们说，中国分配科研经费和科研评估的机制需要改革。“钱不再是主要问题，”饶说，“问题是分钱的机制。”施也同意，称现在的系统“抑制创新”。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国主要侧重于应用科学的投入。之后，基础科学的投入有所增加，“尤其是近5年”，复旦的杨说。1999-2004，杨负责一个脑科学的研究项目（973项目，科技部的项目）。尽管有这些显著的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比例仍然偏低（总体R&D的5%），日本的这个数字是15%，美国是19%。对比而言，中国在体育上的投入更高一些。体育总局，从彩票销售中赚钱。2007，销售彩票51亿元，约17%用于支持体育发展。
主要的问题，“科研经费分配的不平衡，”杨说。与国家需要相关的大项目拿到的钱可以和美国相比，甚至超过美国。例如，973项目通常分两步到位，第一个2年，第二个3年。今年，“蛋白质科学”下面的8个项目拿到90万元-190万元的经费（2008-2010）。“蛋白质科学”是两个巨项目之一，另一个是“可再生和发展生物学”，17个子项目在项目的前两年平均可以拿到174万元。相对而言，大多数的小项目，主要由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平均每年只能拿到1.3万元（连续资助3年）。
饶指出，尽管国家需要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决定因素，“但这不应该成为决定所有科研项目的铁定规矩。”他说，没有人能够预测新出现的科研方向。对973项目的批评还包括，对于科研提议的浏览和评审，只有一小拨专家把关。这导致缺乏透明度和利益冲突。另一个在中国科学家博客空间里广泛讨论的问题是，对SCI的过分看重和过度依赖杂志影响因子来决定科学家与其研究水平。这些机制尽管刺激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期刊上大发文章，对SCI数据库的贡献率由1998的2.5%上升到2006的8.4%，仅排在美国之后。但问题是，垃圾文章泛滥。“发文章的压力使得中国研究者选择相对容易的课题，以求快点发文章。”杨说。
从改革开放学来的划经济特区的经验，2001年6个在新加坡工作的科学家建议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建立一个生命科学特区。结果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NIBS）在2003的诞生。这个研究所的独特之处是资助个人，而不是资助项目。陈竺聘任王晓东担任NIBS的主任，另一个主任是邓兴旺。NIBS另外的聘任的二十个大老板（PI），每人都签一个五年合同，每年有200万人民币的经费，使他们集中科研不用到处忙于申请经费。“研究所在过去5年做的非常好，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王说，确实，PI们发了100多篇高水平的文章，其中CELL, NATURE和SCIENCE上各1篇。“这个成就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施评论说，“NIBS的成功是过去几年的亮点。”
吴瑞在国家复苏的时候构想了CUSBEA项目去帮助中国科学的发展。吴先生，今年二月去世，享年79岁，在他寄语CUSBEA25周年庆的时候曾乐观的表示：“再过25年，中国科学家将是世界科学进步的主要贡献者。”伴随着奥运圣火在国家体育场上燃烧，中国的科学家——尤其是在国内工作的——如果还清醒的话，肯定会意识到要实现吴先生的梦想，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